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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编导张战庆访谈 作者:刘洁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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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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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2-04-25

◎ 中国新派纪录片人系列访谈之十六

《活着一分钟 快乐六十秒》:一种生命的出口

           ——纪录片编导张战庆访谈

                 刘 洁

片  名:《活着一分钟  快乐六十秒》

  片  长:85分钟

  类  型:人文类纪录片

  导  演:张战庆

  摄  影:张战庆  陈家炜  龚敬(使用机型:SONY HVR-Z1C HDV)

  完成时间:2006年4月

  参展纪录:(部分)交叉2006:延展--纪录片论坛(2006-10北京);第三届REEL CHINA 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2006-11纽约,上海);英国牛津国际纪录片电影节(2007-3英国牛津);“云之南”独立映像节(2007-4昆明);第四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2007-5北京);希腊国际独立电影人电影节(2007-9)。

  梗  概:在中国苏北的一个城市里,人到中年的大刚戏称自己是个“三无人员”(无钱、无房子、无工作)。他下岗多年,离婚后和患有精神病的老母挤在一间18平方米的小屋里,每月靠着90元低保(后调高至120元)、靠着在朋友那儿混吃混喝和母亲的一点微薄退休津过活。大刚有一搭儿没一搭儿、高不成低不就地跑广告、当市场收费监督,甚至当“婚托”。为了舒缓情绪、打发时光,大刚穿着充抵工资的西装泡地下室的舞厅,在公园里的长椅上无聊地说着女人,和几个哥们拼钱喝酒,耍个“上半身”小姐……还自嘲地说起自己因买不起16元一包的避孕套而去买了个5毛钱的红气球替代……大刚和他的朋友们每天都在演绎着这些百无聊赖的龌龊“趣事”。面对这社会转型期造成的巨大压力和落差,大刚用一种拒绝思考的方式来抗争着——“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 这是大刚常常挂在嘴边的一种标志性的人生哲学。

纪录片导演张战庆

【访谈背景】

  生命的活力无处不在,它让我们真切地感受着,同时又顽固地、无时不刻地动摇着我们已有的生存命题与概念。大刚的生命状态就是如此。

  2007年9月14日,在北京今典花园电影院我看到了这部演绎着大刚人生观的纪录片《活着一分钟  快乐六十秒》。当时,在放映厅里哄笑声不断。或许,这笑声中有着猎奇的、心理远距离的观赏感,有着撕开了生命的荒诞所暴露出的滑稽感,也有着一份笑落之后的沉重……当时这些影像就深深地触到了我自己心里没法言说的无奈。“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这句有着一个“励志”外表的口头禅,不也是一种深陷无奈之境的慰藉?生命,需要抚慰,哪怕是虚幻的。

  张战庆说,这是一种生命的顽固,他甚至有些欣赏大刚了。于是,我也小心地绕过了一些“居高临下”、非黑即白的词语,诸如:下层、挣扎、苦涩、痛苦、绝望、幻灭、颓废、阿Q、悲悯……因为,同为生命,我们就在其中。

  大刚们自在、自为地生活着,正是一种自觉的社会意识,让张战庆将一段寻常生活纪录成了一个社会标本,将现实生活转变成了一种文化客体。张战庆说,他一直都很关注那种有着一个时代、社会大背景下的“小人物”的生命状态,这种反差更能体现出意义。他自己就深刻地体验着这种生命的反差。

  1970年代初生人,“张战庆”这个名字就缘自父辈们远离家乡,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历史背景。张战庆从小就喜爱美术,大专毕业后,他被派到基层锻炼,在河北一个贫困县的输油泵站烧了一年锅炉。从中学教师到公司秘书,张战庆说这让他有了一种经历。1994年,他就读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两年后毕业被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录用。2000年,张战庆离开中央电视台,成了一个独立制作人。随后,他创办了“战神纪录片工作室”,同时在“新加坡亚洲新闻”北京站作兼职编辑、摄像。张战庆说,或许,这样才能跳出一些框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表达。

  于是,就有了张战庆后来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城乡结合部》(2001年)、《它们都是我们的狗》(2004年)和《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2006年)。从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现状……到中原某县人们以斗狗来赌博,在看客们麻木不仁的表情里斗狗血淋淋地撕咬着……再到这个总把快乐挂在嘴上,在我们看来近乎山穷水尽的大刚。张战庆就这样表达着自己。

刘洁与张战庆访谈照

受访者: 张战庆  纪录片编导  独立制作人  摄影师

  访问者: 刘 洁  中国传媒大学  副教授  博士

  时  间: 2007年9月28日

  地  点: 北京百子湾苹果社区

人,是最有深刻意味的

刘  那天在今典花园电影院看了你的《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我没想到放映厅里坐满了人,当时的收看氛围很好,时不时还爆出笑声……可我看完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全片虽然贯穿着这句“快乐”的口号,但是它却是说出这句话的那些下岗工人的一种实实在在的悖论!放映结束后,有人向你提问,你说:大刚这些人是让社会和谐的基础,你甚至敬佩他们。我感兴趣的是,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是怎么发现大刚这个人物的?

  张  我的意思是说,那些生活悲苦的人要能像大刚一样,用一种哪怕是虚假的快乐来武装自己,他们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苦难了,社会也会更加安定和谐了。我看到一些影评把大刚看作是当代的阿Q。阿Q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不得已的自我生存之道。大刚是我一个朋友的邻居。每年我回家,朋友老给我讲起大刚的故事,大家把他的事作为笑料,觉得他极其荒诞、特别有意思。还说这个人身上浓缩了中国这一代人的所有不好的东西,说他是个“毒瘤”。大刚有他自己的哲学思想、生活理念,他的经历很曲折,他在地下室舞厅里,发生了很多离奇古怪的事情。当时我们谈论他,听听他的事,也都一笑置之。

  刘  从来没想过要拍他?

  张  没有。甚至我朋友还多次建议我,应该去拍拍他,可我当时没兴趣。觉得大刚这种人挺丑陋、挺畸形的,拍出来有什么意思呢?我没当回事。那会儿,我刚拉了一笔投资,这可是我第一次拉到投资,想去拍少林寺经历了商业化的冲击,已经不安静了。那位投资的香港老板还让我带上他的儿子,让他学习、锻炼一下。结果,种种原因,没有拍成。很郁闷!我就带着那个港商的儿子回了我老家。

  刘  想来故事大都是这样。这时,大刚又出现了?

  张  回到家,朋友们又讲起大刚,还建议说拍拍大刚吧,他挺值得拍的。我当时因那个片子没拍成,觉得特别烦,就想试试拍别的,说那就见一面吧。

  刘  那是在什么时候?

  张  2005年的春节。大刚来了,我和那个港商的儿子请他吃大排挡火锅。他果然表达能力很强,特别能说,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很龌龊、很流氓什么的,有时候他还跟我们谈谈哲学。这个人心挺细,特别会察言观色。吃饭的时候,那个港商的儿子不喝啤酒,我说你就喝吧,到地方来了,别那么多事了。这时,大刚说我出去一下就来。他回来买了一瓶可乐,是给那个香港人的。香港人挺高兴的。

  刘  真是有眼力见儿!可是他本来就没多少钱呀。

  张  对呀,可能他觉得这个事很重要吧。这么体贴人,真是不简单!他很能感染你。后来,我觉得他在找女人的时候,也可能是用了同样的方法。为什么很多女人喜欢他,愿意跟他在一起?这种小细节,特别容易打动人。

  刘  除了大刚那个打动你们的细节外,究竟还有什么东西吸引你?

  张  我拍片子很在意两点。一个是背景,我特别喜欢那种具有较大社会、历史背景的题材,比如:下岗职工、进城打工、贫困问题等等,这些群体是弱势群体但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另一个,还要找到一个特别适合的人物来承载这些内容。大刚很符合我的标准,尤其是他成天挂在嘴边的“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的口头禅,这是决定我要拍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一下子找到了一个主题。我特别有兴趣去了解这个口头禅的背后是什么,当时我就想这个片名就叫“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

  刘  嗯,这种人物要具有承载力。

  张  下岗职工,这是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大刚跟我们通常知道的下岗职工是不一样的。我们见到或者听到的大都是什么自强不息、白手起家、改变自己;要不就是什么自甘堕落、沉沦、放纵。大刚都不是,其实他是最有资格沉沦的,但是他却用了一种“快乐”的方式去拯救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我不这么想,我就会死的。

  刘  “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从大刚嘴里冒出来的这句话,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老师说,它有着一个“励志”的外表。呵,是一种虚假励志吧。

  张  呵呵,虚假励志也是一种励志。

  刘  当时看片,四周发出一次次的哄笑声,我觉得大刚这个人高不成低不就,挺荒唐、挺“垃圾”的。可是,片子看完后,这个人物却让我放不下了,感觉大刚这个人物竟然有些可爱。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大刚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因为,这决定着你在创作片子时怎么拿捏这个人物。

  张  那天,北师大的张同道教授看完这个片子后,说大刚是电影史里面比较少有的那一种人物形象。你很难用很简单的话语来描述他,说他坏吧,他有些时候似乎还有孩子样的单纯。

  刘  是的,他还很仗义。他会把仅有的那点钱拿出来请哥们喝酒。

  张  他又精明,但是又很可恶。

  刘  所以说生活的丰富和人的丰富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张  太超出我们的想象了。大刚能说会道,好像很有知识,很浪漫,还有些哲学头脑,这主要是他身边的一些朋友大都是有文化的。唉,有文化的人压力大,成天地讲社会责任什么的,很痛苦。他们跟大刚在一起,能得到一些简单的放松和快乐;而大刚也能从他们那儿吸收到一些哲学思想、理论和一些文化知识。呵,依着他口才好,社会经验又丰富,他会马上转“卖”给舞厅的那些女人们。这些人便觉得大刚很完美了。

  刘  呵呵,大刚算是个聪明人。

  张  但是,他又是个很自私的人,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保护。她前妻说她喜欢风光不务实。从他的家庭背景来看,他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有精神病,他从小就受人欺负。他也爱占人便宜,你说他仗义,其实这是他生存的一种手段。

  刘  一种生存策略?

  张  是的,他已经维持不了自己的生活了,他有七个朋友,每个人一周蹭一顿。大刚说,他就像蚊子一样,叮你一口你不觉得有什么,然后一圈完了再一圈、再一圈,到了月底他的低保金发了,把哥儿几个都找来喝顿酒,把钱都花完,这让人觉得他太仗义了……可第二天他又开始“叮”人了。这就是他的一种策略。

  刘  如果大刚做点小生意,其实也是能好起来的,但是他瞧不起,是吗?

  张  对,他瞧不起。他曾经做过广告,发过一点小财,所以就觉得自己曾经辉煌过,看不起那些修自行车的、打工的、卖苦力的,他觉得自己有口才、有能力,不应该那样生活。

  刘  这就麻烦了,高不成低不就。

  张  是的,他就是这么一种状态。2005年的春节我们见了面之后,我就开拍了,后来隔了3、4个月,我又去拍了一次。原打算还要继续拍下去的,可是他后来觉得在我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就开始抱怨,不配合了,还说些应该给他发钱什么的话。这时我就没再往下拍。因为,他不太认真了,开始隐藏回避,我也觉得没什么意义了,而且我怕因为这个钱的事,最后弄得大家不好收场。到了05年年底,我开始整理这些素材,大概有40多个小时吧。当时,还在想是不是还得去拍。后来,整着整着就给做出来了。很多人看完后说,并没有觉得我没有拍完。

纪录片导演张战庆工作照

择,是最见内心倾向的

刘  纪录片是可以纪录社会生活、纪录认知思辨,也可以纪录心理情绪的。从你作独立制作人以来拍摄的《城乡结合部》、《它们都是我们的狗》到《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基本上能看出你是在用纪录片来“关注社会问题”这一基本风格和脉络的。你大学毕业后,在央视国际频道当记者、编辑,那会儿就有这种很自觉、很清醒的想法吗?还是凭着直觉、兴趣慢慢地找到一种自己的表现方式的?或者说这只是一种选择的策略?

  张  应该不是一种策略,是一种自然流露出的兴趣。以前我画画的时候,也只是比较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画的东西也很自我。后来到了中央电视台,全国各地都跑遍了,接触的社会各个阶层也不一样,开始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关注。有时候,我今天会在钓鱼台国宾馆拍一个外国元首,可到了明天,就已经到了甘肃一个缺水的贫困小村庄里去拍一些上不起学的孩子,这种反差是经常有的。我发现,自己更喜欢的是那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更吸引我的是一些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感觉这些离我更近,就像在拍自己的生活。因为,我有比较,这就会直接影响我的选择。

  刘  在央视工作的这段经历,对你来说挺重要的。

  张  的确。那个地方能让你站在一个比较全面的角度去看问题,而且还有很多机会深入到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方,看到不同人的生活。我是一个靠感性经验生活的人,逻辑性不是很强,思维也不是很严密,所以这些生活积累对我后来都很有好处。那会儿,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杨丽娜的《老头》和杜海滨的《铁路沿线》都对我震动很大。后来,DV机器北京也有了,另一些独立制片人的作品也出来了,我觉得时候到了,就辞了职。其实我在央视做得还是不错的,几乎年年是先进工作者。

  刘  从《城乡结合部》、《它们都是我们的狗》到《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这三部片子在对社会的观察中,我感觉你有一个由远到近的过程。即:从对一个群体、一个公共场所的纪录,开始延伸到对一个人物,以及对这个人物的内心和情绪的观照。你意识到这么一个过程吗?从这,你是不是能够看到自己纪录的兴趣点和纪录的兴趣轨迹是什么?

  张  这种由远到近的过程,倒不是刻意的,是按我的选择自然形成的。我喜欢大的背景下的题材,很多都是社会热点问题。《城乡结合部》关注的是一个群体和环境的位置关系,《它们都是我们的狗》是某个群体的状态和表情,《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就比较关注大环境下一个具体人物对环境所做出的反应。

  刘  嗯,这种选择倒是比较顺应你自己的价值取向。

  张  2000年,我刚从央视辞职不久,有一天在《南方周末》上看见一篇关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报道,一个小学生在作文里写了她对城市的恐惧,我特别有触动。于是拿着报纸,坐完地铁又叫了一辆人力车,找到了报纸上报道的那个地方,后来我拍成了纪录片《城乡结合部》。当时,我觉得拍这个片子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要换一个身份、换一种眼光,改掉以前电视台那种传统的、模式化的影响,拍出自己内心的东西。

  刘  这是一种跟过去告别的开端。很自觉吗?

  张  很自觉,也很清醒。我想把它当成一种自己独立做纪录片的训练。所以,那时候没有任何杂念,很纯、很真的感觉。拍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这个片子出来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怎么拍,怎么入门,先走哪一步,后走哪一步,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从电视台一下子回到了一种很个人的状态中,就像以前画画一样,是一种很个人的表达,没有任何干扰、杂念,挺快乐的。有次同学聚会,大家还谈到这个,我很多同学都是做制片人和电视剧导演的,《疯狂的石头》的制片人开车送我回家,临走时,坏笑着留给我一句话:“老同学,既然选择了独立纪录片,要耐的住寂寞呀!”哈哈。

  刘  心无旁骛,但是一定会有一种内心倾向吧?

  张  是的,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有时代、社会大背景的题材,在这其中的人物所涉及的问题、背景肯定是一个大的东西。我一直对那种琐碎的、鸡毛蒜皮的事不感兴趣。在城乡结合部,每年有那么多来打工的人,他们进不了城,也回不了农村,很尴尬。其实,究其心态和感受来看,我也是那样的。包括那个斗狗的片子和大刚的片子,我觉得这些可能跟自己都有关系,很多时候我能看到自己的影子,甚至我自己的生活。

  刘  在《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中,我注意到几个细节,大刚去和朋友拼酒喝,在街上买小菜,从捏着的几张零钱往外抽5块钱时,用力过大扯破了钱……大刚在街上吃面条,碗里早已被捞空了,可他仍执著地一次一次捞着碗底里残留的小菜丁……但当朋友请他去喝酒时,临进门,他推说方便一下,便跑回家向他妈要了20块钱……这时,我感到语言的贫乏,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了。

  张  嗯,多少年过后,可能一部片子的故事大家已经模糊了,但很多人会记住一些细节甚至某个清晰的镜头。

  刘  但我忽然有了一种感觉,我在有意识避开一些词语,包括我的访谈标题上也要避开,比如说:无奈、挣扎、苦涩、痛苦、绝望、幻灭、颓废、阿Q、悲悯……因为,这些词语显得那么“居高临下”,有着一种非黑即白的轻率。我感觉,就“生命状态”、“精神状态”而言,我们如同他们一样都有自己的困惑和解不开的“结”,当你用摄影机对准他、他们的时候,你有什么对应的感受吗?

  张  大刚这种生活其实我是不陌生的,包括这种地下舞厅10几年前我就去过,他大不了我几岁,在他们身上我能看见自己。有个场面,就是大刚喝醉那一段,他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在街上走,后面城市的灯光在闪烁,我一个同龄的朋友看到这个镜头就一下子受不了了,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他说这就是他,今宵酒醒何处,何去何从,很茫然。

  刘  你生活在这儿,但这儿又不属于你。

  张  真是这样的。以前你按照一种习惯在生活着,突然间你发现,周围、身边,这个世界的一些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改变了。原来大家谈的是理想、追求、未来,现在谈的房子、车子和你的手机换成什么了……都是这么现实的。在这种何去何从的恍惚中,我看到的是大刚这个生命的顽固,不是顽强,是顽固!

  刘  嗯,生命的顽固,这个词用得特别好。

  张  有朋友说大刚是石头底下的小草,压不死的。大刚说:上帝不叫我死,活着我就要找快乐!他说每当他一早出门,有小风吹着,他的领带飘着,那种男人的自信与幸福足以让他亢奋一整天!他还说,他10块钱就能买3张舞厅的月票,能用两个多月,一上午划掉两格,只花3毛钱,一次能搂五个女人,每个女人才花几分钱……你说快乐不快乐!

《活着一分钟  快乐六十秒》剧照

活,是最具生命质感的

刘  大刚所说的“快乐”,其实就是他生命的一种出口。所以,在片子一开头,大刚滔滔不绝地说出了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里提出的精神“三种变形”——骆驼、狮子和赤子(也译“婴儿”),这时,我一点都不奇怪。他说:“当变成赤子的时候,就要认真对待生活、对待家庭和朋友,就要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这时,我心里有一种感动。不管他解释得是否恰当,这种哲学式的思考几乎是出自生活挤压下的一种本能了。他说,社会发展那么快,舞厅是一个解压的场所,脓毒一挤出来,就啥事不想了。你对大刚这种“快乐”观、价值观怎么看?有没有一种批判精神?

  张  因人而异吧,对大刚我不仅没有批判,还挺欣赏。他是在绝望之后,用一种拒绝思考的方式来主动出击的。按他自己的话说,要去想那些烦恼的事,头发想白了也想不通。如果他真能这么被快乐攥着活一辈子,那还真是一个童话了!这片子挺奇怪,男性很少有不喜欢的,说能找到同感,讨论一般都很热烈,很多人能举出身边和大刚一样的朋友,甚至亲人。相反,女性除了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很喜欢外,大多数人说不出来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只是说看了之后比较难受,都不大愿意说话了。

  刘  大刚的这种快乐观与我们的传统教育思想相违逆,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及时行乐”观。

  张  我没有批判地对待大刚的言行,而只是呈现出另外一种观点,来跟他的行为形成一种对比,比如他那个朋友说他是虚假的快乐,是用这种快乐来掩盖内心的痛苦,希望他振作起来。大刚的这种快乐很能感染他身边的朋友,这也是那么多人心甘情愿被他蹭饭的原因,我跟大刚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挺快乐。在拍这个片子时,就一直在想,我也应该“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后来,我周围的一些朋友都把这个当成了见面的口头禅了,成了我们彼此或励志、或调侃的一种支点。我们觉得活着就要乐观、就要振奋,大刚都那样了,我们还能怎么着!

  刘  呵呵,其实我们都明白,你说的这种欣赏不是在欣赏大刚这种荒诞、无耻,而是每个人都在找寻着自己对“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的解读。前些日子,我在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无法忍受的波折,看了这个片子后,感觉“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充满了一种生命的质感,它可以一点点撑起你的信念。

  张  在我选择拍这个人的时候,其实就选择了这一类群体的状态,以及可能包含的这个意义。就是说怎么样让那个群体的人用一种快乐的方式来改变自身命运,或者说在你得不到别人的帮助、社会的帮助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个体,你怎么武装自己来调适自己的生命状态。这,其实是一个态度。

《活着一分钟  快乐六十秒》剧照

刘  大刚这个人物表现得很立体、也很多面,但这是靠很多场景来支撑的。比如,大刚在他妈妈那间18平米的小屋里听他妈妈骂“腐败”;和朋友在一起喝酒;和他前妻、女儿在一起瞎贫;幽暗的舞厅里,男女互相搂抱着、摩挲着;简陋的餐厅里,“上半身”小姐毫无顾忌地跟男人们嬉闹着;阳光充足的公园里,大刚和朋友百无聊赖地坐着;马路边,那算命先生说大刚是坐办公室发财的命……那个算命先生是你安排的吗?

  张  不是。在我们那儿,有条河边上全是算命的。大刚以前去算过一次,说那有个人算得怎么怎么着,那天路过那儿,他说要再去算算。因为我拿着摄像机,算命的那些人以为是电视台的,吓得都跑了,结果那个瞎子看不见,他没跑,就开始算了。

  刘  哈哈。瞎子说他是好命,坐办公室的,大刚老实他说我拿低保,下个月要涨到120元了,当时我们看到这,大家“哄”地全笑了。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舞厅、和小姐嬉闹等,这些场景都是用正常的拍摄方式吗?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有些什么招儿?

  张  大概有三种方法吧,一种就是比较常规的,另外拍舞厅时用的是掌中宝的夜视偷拍的,还有就是把机器给我那些朋友,那个耍“上半身小姐”的场景就是他们自己拍的。拍舞厅比较难,我也怕侵犯了别人的隐私,但后来想想是可以合理地回避的。就像你看到的那样,我只拍了那些男男女女搂抱着互相摩挲的手和一些侧面、背部的镜头。专业机器没有夜视功能,我专门买了一个带夜视的小掌中宝,把一个夹着的那种包挖了一个洞,把掌中宝放在包里夹在腋下拍,我用遥控器操作。这种拍摄难度挺大的,因为这类舞厅都不是很公开的,但不也是卖淫的地方。

  刘  我看见舞厅门口挂着“东方经济、法律书店”的牌子。

  张  门口是书店,一进去就变了,那是一个防空洞改造的。去那里的人大都是需要温暖、需要以感情的方式互相慰藉的。夜视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探测距离的红灯总亮着,不能遮掉。当每一首舞曲响起时,渐渐地灯越来越暗,直到全部变黑,这时那掌中宝的红灯就显得特别亮。我是用胳臂夹着包拍的,为了迷惑别人,我拿个烟头在红灯旁边。因为你不能拍散了,还得跟着跳舞的人,可我的穿戴、年纪都不像是来跳舞的,还夹个包鬼鬼祟祟的。在舞厅的拍摄挺刺激的,要专注摸黑拍摄,还要警惕舞客和看场子的人。

  刘  呵呵。

  张  有一次我刚拍完,灯全亮了,我正在那儿喘气呢,有个人神秘地靠近我说你是电视台的吧,然后就走了。那次回来想想有点后怕!后来觉得,虽然难,可这些镜头很重要。大刚的生活有时很疯狂,甚至荒诞。你要表现,就不能只给几个很虚的空镜或大门什么的。大刚在舞厅里是怎么样子?得到了什么快乐?舞厅里的人都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影像才能这么真切地表达出来。

《活着一分钟  快乐六十秒》剧照

刘  整个片子虽然场景不少,但从头至尾都是用大刚行走在马路上并穿插着同期声来串场的,就像串起来的一串糖葫芦。这种结构,开合度比较好,节奏也比较好,就是做法上有些简单。找过其他结构方法了吗?

  张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这种结构有些单一粗糙,那天在今典花园电影院展映现场,一个摄影师说我这片子是一环扣着一环,又好看又有东西。

  刘  见仁见智,我倒不认为是粗糙。

  张  本来我还打算再拍下去的,想展现一下大刚在精神和肉体之间是怎么去协调的,他在舞厅里是一种状态,可作婚托时又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

  刘  作婚托时,他吹嘘自己大学毕业,是学电子的。

  张  我觉得他是一个始终在精神和肉体之间找平衡的人。我试过几种方法,比如我想过做一种比较电影化的东西,就是纪录片和剧情片混合的那种样式,没有人物访谈,就是一些场景,大刚在跳舞,在当婚托时跟人说话,纯粹是一种状态的东西。但是后来没有实现,一是在舞厅里的拍摄难度太大,录音也不好做,另外对他当婚托的事才刚刚拍,我们之间就出现问题了,最后只好放弃。我曾经也想过,以后把大纲的事做成一个剧情片。因为,有些精彩的东西,确实还没有表现出来,挺可惜的。

  刘  现有的素材,决定了你这样的结构方式。

  张  我比较感性,通常我前期拍摄的时候,比较喜欢保持一种新鲜感,很少去想最后的结构方式,就是在剪辑的时候也不会很理性地去想什么创作风格。我一般先要找到一些能浓缩这部片子气质的画面,这些东西控制住了,其他的东西就会一点点地清晰起来。

《活着一分钟  快乐六十秒》剧照

转,是最能超越陷落的

刘  就是面对一种比较浑沌的东西,你能掌控住,能摸着边儿了。这种习惯跟我写东西有点儿像。我注意到,你很在意转场的衔接和“间隔画面”的意味,很会抓一些现场具有“反讽”和“呼应”效果的画面。比如:大刚在公汽上讲他离婚后遇到一个他爱的女人,后来实在没钱了,女人靠“坐台”来养活他,后来他跟她散了,说等他挣到钱一定要登报把她找回来……这时,正好切换到公汽上的一则广告——傅笛声和任静相拥着,旁边写着:“亲密爱人  妇炎洁”。

  张  还“大包家庭装”呢。大刚乘车就是要回到他那个破碎的家去看他前妻和女儿的,我当时就觉得很反讽,生活中总会有一种幽默的关联。

  刘  接着,切换到一个“幸福之家”的匾牌上,画面拉开,是大刚在前妻家正在讲最近工作了一段,却要不到钱,前妻数落他,女儿让他从地球上消失,别指望将来她会养活他。另外,在大刚他们喝着酒,耍完那个“上半身”小姐后,画面切换到一个印着“快活似神仙”的茶壶上。你很好地利用了现场现有的东西。

  张  这就是一种直觉,而且肯定是有意识的。就是靠着敏感和直觉,凭这些我现场搂到了这些东西。甚至有人看我那个血腥的斗狗片子,觉得有幽默感。

  刘  片子里偶尔穿插着一些流行音乐,比如:“两只蝴蝶”,这时画面是:大街上有人用三轮车载着一大株盛开的桃花穿街而过,大刚的同期声则说着他爱过的女人……音乐用得比较自然和节制。整个片子里是不是就那儿用了一点音乐?

  张  就是那儿。舞厅、婚介所的音乐是本身自己带的。那时候正流行“两只蝴蝶”,大街上到处都在放,逃都逃不掉,就录了垫上去了。

  刘  这个音乐又是一种时代背景的呼应,同时也纪录了在拍这个片子时的一种流行趋向。

  张  其实,我在此用音乐,并不是为了煽情,也不是在这一段讲爱情,我就用有关爱情的音乐。讽刺或者调侃才是我喜欢的东西。

  刘  当然,这肯定是有多义性的。比如:大刚在前妻家,面对着前妻的数落、女儿的无情,他似乎无所谓。我观看到这里,就感觉很闷。接下来就是那个载着桃花的三轮车穿街而过,在“两只蝴蝶”的吟唱中,大刚又谈起他心爱的女人……我的情绪也一下舒缓了许多。

《活着一分钟  快乐六十秒》剧照

张  在这个片子里音乐有时候像一种减弱的东西,比如说前面是一个高潮,或者一个比较壮阔的东西,接下来你需要有一个释放的出口,就是要给观众一种气口,让他们有一段消化过去的空白。音乐可以让一种情绪延续。

  刘  是,这让片子的情绪有了一种起伏感。片子的节奏感也很好,不拖沓,室内、室外场景穿插得比较自如。

  张  节奏感我是在意的。我觉得在片子里,就是不要有那么多没用的东西,你抒情也好,留白也好,都得有一个量度。这个量度的控制决定着节奏感。那会儿,在剪《城乡结合部》时,我迷恋自己的镜头,舍不得剪,总觉得这个也重要,那个也重要,其实还是对素材没有吃透。等到做大刚这个片子时,因为过了半年,自己的心态平静了,所以能做到相对客观,该剪掉的就绝对不客气。

  刘  是的。

  张  我看到国内有一些纪录片有个问题就是比较原生态。剪辑上花的工夫不够,比如说长度,有时候做得太过,信息量也少,这样长度之外的东西大家就都不看了。

  刘  这是一种风格,但也有认知上的偏差。或许,他们认为那样才是纪录片。

  张我觉得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应该体现出导演对素材的驾御能力,这才能看出导演的力量。今年四月,我去英国参加了一个电影节,看了一些片子,包括获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的《颍州的孩子》。

  刘  杨紫烨的。

  张  剪得非常干净,“针脚”特别利索,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故事讲得很清楚,完整性很好。我就感觉到一个导演的功力在这儿放着呢。有些人能占住一个好题材,但是在做片子的时候,导演的力量太弱,这就使得题材本身的力量大于导演的力量了。

  刘  你不用解说词、不用字幕,完全靠画面和同期声、采访来表达,模糊了时间、地点、人名,甚至社会背景,就连“大刚”和他的朋友“志诚”的名字,我们都是通过同期声获得的信息。这种做法,倒像是西方的一些现代派文学作品的表达方法。《城乡结合部》还用着一些字幕,从《它们都是我们的狗》到《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基本都是用的这种方法。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表现方法?

  张  这是自觉的一种选择,我就是想模糊掉。只要你看着像中国,然后大刚的身份、生命状态你了解,就可以了。至于大刚是哪儿人,全名叫什么,都不重要,而且全中国像这样的舞厅太多了,我到兰州、东北都见过。所以说,具体的地名和人名没有什么意义,这么做也是出于保护的目的。

  刘  你像现在的很多DV人那样,一定排斥解说词吗?

  张  开个玩笑说,要弄解说词,你得写还得找配音,这又是一笔支出啊。对于我来说我根本不排斥任何方法,如果用解说适合我的片子,那我愿意去试。只是,一提到解说词,就让人想到央视的某种片子,那种腔调、那种语气,都会让人不自在,那肯定是我排斥的。没别的,在《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里,不用解说,我觉得舒服。

《活着一分钟  快乐六十秒》剧照

刘  片子里,多次出现的舞厅的场景,你都处理成黑白画面了,只是在最后结尾时,舞厅的画面是彩色的,音乐是喧闹的,这么做有什么视觉上、情绪上的效果设想吗?

  张  舞厅的黑白、彩色画面都不是我做出来的,掌中宝的夜视功能拍出来的就是黑白的,彩色的就是没有用夜视功能拍出来的。看素材的时候,彩色的那段感觉特别舒服,前面所有的痛苦、无奈、挣扎,最后都在舞厅那个喧闹的空间里被忘掉,那个地方就是温床。后来,彩色画面还做成了一种慢动效果,人影、灯影一格一格在那样动着,好像每个人都已经抽离了出来,成为一个个物体……但是那里还有人的感情、人性的需求和希望,哪怕那种美好是虚假的。这样做会让我自己感觉舒服,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应该还有希望。我理解的生活,就是这种状态。

  刘  还是有温暖的,不然,活着就太坚硬了。

  张  前面舞厅的黑白画面,比较客观叙事性比较强;而后面舞厅的彩色画面,是我对生活的理解,有我的情绪在里面,比较主观。

  刘  你在片子的最后,在灯光、人影晃动的舞厅画面上,打出了两行字幕——“本片献给那些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巨大变化中,因失重而寻求平衡的中国人。”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一篇博客,说这句话多余,你怎么看?

  张  那天,你们看的是比较早的版本,后来的新版里我删掉了这句话。

  刘  你觉得像贴了个标签?没有给观众留空间?

  张  对。其实,每个人应该自由地去理解。你可能看到人性,也可能看到社会问题或者别的什么,我觉得自己这么做挺多余的。剪片子的时候,我只是把自己的一些理解、一些感受最深的东西表达了出来,好像是一个交代似的。后来,却发现这么做恰恰限制了很多东西。

纪录片导演张战庆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和怀斯曼

【访谈结语】

  纪录片从来都是一种工业产品,但它却以自身所具有的映照现实的“镜子”功能真切地逼近我们的感官,甚至心灵。

  大刚似的“快乐”被张战庆“看见”,亦被我们看见。“我看到他们始终在笑,但是我明白,这不是笑,而是在这个痛快的起落过程中的表情,表情背后是所有关于抛弃、无奈和绝望的一切。”张战庆说:“社会的天平从来都是倾斜的。尽管如此,只要有一个足够结实的支点,这个天平就永远不会倒塌。来自中国最底层的民众正被高速发展的社会列车所抛弃,这些被称作中国式失业——下岗的工人们互相依偎,在高楼大厦钢筋水泥的空间里寻找着遗失的温情。”

  张战庆的纪录片也不失为一抹温情,在生存的逼仄处,它会皮实地冲我们笑笑:“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 ——这也是一种生命的出口。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  副教授  博士)

   [ 注:原文始发于《南方电视学刊》(双月刊)2007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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