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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02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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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狮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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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0-08-23
2005年12月24日 多伦多编辑本段回目录
门铃叮咚一声,将王小灯吓了一跳。
谢天谢地,总算回来了。
小灯捂着胸口,朝楼下跑去,可是丈夫杨阳已经抢在她前头去开了门。
门口站着一队穿着束腰紧身长裙和红披风的女子,手里各拿着一本乐谱——是救世军的圣诞唱诗班。
为首的那个女子将提琴轻轻一抖,一阵音乐水似的淌了出来。
以马内利,恳求降临!
救赎被虏以色列民;
沦落异邦,寂寞伤心,
引颈渴望神子降临。
小灯收住脚步,闭着眼睛捂住耳朵,坐在楼梯拐角的那片黑暗之中。她知道此时窗台上的那棵圣诞树正在一闪一闪地发着金色和银色的光,路上的积雪已经被街灯涂抹得五彩斑斓。她知道此刻风中正刮扬着一团一团的笑语欢声,唱歌的女人腕上有一些铃铛在叮啷作响。她知道这是一年里一个不眠的夜晚,可是这些色彩这些声响似乎与她完全无关,今天她受不了这样的张扬。
欢欣!欢欣!
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
小灯的脑壳又开始疼了起来。
小灯的头疼由来已久。X光,脑电图,CT扫描,核磁共振,她做过世上科学所能提供的任何一项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多年来她试过中药西药针灸按摩等等的止疼方法,甚至去印第安部落寻过偏方,可是一直没有效果。她曾经参加过一个有名的医学院举办的疼痛治疗实验,一位研究成果斐然的医学专家让病人一一描述自己的疼痛感觉。有人说针扎。有人说虫咬。有人说锥钉。有人说刀砍。有人说绳勒。
轮到小灯时,小灯想了很久,才说是一把重磅的榔头在砸——是建筑工人或者铁匠使用的那种长柄方脸的大榔头。不是直接砸下来的,而是垫了好几层被褥之后的那种砸法。所以疼也不是尖锐的小面积的刺疼,却是一种扩散了的,沉闷的,带着巨大回声的钝疼。仿佛她的脑壳是一只松软的质地低劣的皮球,每一锤砸下去,很久才能反弹回来。砸下来时是一重疼,反弹回去时是另外一重疼。所以她的疼是双重的。专家听完了她的描述,沉默许久,才问:你是小说家吗?
她的头疼经常来得毫无预兆,几乎完全没有过渡。一分钟之前还是一个各种感觉完全正常的人,一分钟之后可能已经疼得手脚蜷曲,甚至丧失行动能力。为此她不能胜任任何一件需要持续地与人打交道的职业,于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丢失了一些听上去很不错的工作,比如教授,比如图书管理员,再比如法庭翻译。她不仅丢失了许多工作机会,到后来她甚至不能开车外出。有时她觉得是她的头疼症间接地成全了她的写作生涯。别人的思维程序是平和而具有持续性的,而她的思维却被一阵又一阵的头疼剁成许多互不连贯的碎片。她失去了平和,却有了冲动。她失去了延续的韧性,却有了突兀的爆发。当别人还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惯性中昏昏欲睡时,她却只能在一场场头疼之间的空隙里,清醒而慌乱地捡拾着思维的碎片。她只有两种生存状态:疼和不疼。疼是不疼的终止,不疼是疼的初始。这样的初始和终结像一个又一个细密的铁环,镣铐似的锁住了她的一生。从那铁环里挤出来的一丁点情绪,如同一管水压极大而出口极小的龙头,竟有了出其不意的尖锐和力度。除了成为作家,她不知道该拿这样的冲力来做何用。
即使捂着耳朵,小灯也听得见楼下混乱的“圣诞快乐”声,那是杨阳在和唱诗班的女人们道别。小灯猜得出他正摸摸索索地在口袋里寻找合适的零钱——那些女人圣诞夜到街上来唱诗,是给救世军筹款的。自从小灯和杨阳在六年前搬到这条街上来之后,几乎年年都是如此。
可是今年的圣诞和往年不一样。
因为今年他们没有苏西。
苏西是小灯和杨阳的女儿。苏西昨天出走了。
其实这不是苏西第一次出走。苏西从九岁开始,就有了出走的纪录。不过基本上都是那种走到半路又拐回来,或者走到公园里,在树阴底下发一会儿呆就回家的小把戏。导致苏西出走的原因很多,有时是因为一缕染成紫色的头发,有时是因为一件露出肚脐眼的上装,有
时是因为一张不太出色的成绩报告单。苏西脾气不怎么好,苏西可以为小灯任何一句内容或语气不太合宜的话而生气。可是苏西的脾气如热天的雷阵雨,来得极是迅猛,去得也极是迅猛。在小灯的记忆中,苏西不是个记仇的孩子。
可是这一次的出走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因为这次苏西没有回家过夜。小灯给苏西所有的同学朋友都打过电话,没有人知道苏西的行踪。当然,小灯也给警察局打过电话。节假日里这样的出走案子很多,警察局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四十八小时没消息再来报警,就将电话挂了。
我真傻,怎么会是苏西呢?苏西有钥匙,苏西绝对不会揿门铃的。
杨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上了楼,坐到了小灯身边。
其实昨天早上见到苏西的时候,小灯就知道苏西这回是来真格的了。当时小灯正趴在苏西的电脑上,一页一页地查看着苏西的网络聊天记录——苏西和同学约好出去逛商店了。小灯看着看着就入了神,竟忘掉了时间。后来觉出背上有些烫,回头一看,原来是苏西。苏西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就把小灯的脊背看出了两个洞。小灯的表情在经历了多种变换之后,最后定格在嘲讽和质问中间。
谁是罗伯特?你从来没有和你自己的母亲说过这么多话。小灯冷冷地说。
苏西的脸色刷地变了,血液如潮水骤然退下,只剩下嶙嶙峋峋的苍白。苏西一言不发,转身就走。噔,噔,噔,噔,她的脚板擦过的每一寸地板都在哧哧地冒着烟。
你,去,把她追回来。
小灯的大脑在对小灯的身体说。可是小灯的大脑指挥不了小灯的舌头,也指挥不了小灯的腿。小灯如一条抽了筋剔了骨的鱼,耳听着苏西的脚步咚咚地响过楼梯,响过门厅,最后消失在门外,却软软地瘫在椅子上动弹不得。
“小灯,也许,你用不着管得那么紧。”杨阳迟迟疑疑地说。
“你是说,我也管你太紧,是吗?”小灯陡地睁开眼睛,直直地看着杨阳。杨阳不敢接那样的目光,垂下了头。
“你让她在你眼皮底下犯点小错,也总比你看不见她好。”
“她还没到十三岁,别忘了咱们自己十三岁的时候??”
小灯被戳着了痛处,弹簧一样地跳了起来,眼睛似乎要爆出眼眶。小灯逼得近近的,唾沫星子凉凉地飞到杨阳的鼻尖上。
“对你不了解的事情,请你最好闭嘴。我比十三岁小很多的时候,就已经是大人了。你别拿女儿做由头,我知道你是要我不管你,你就好和你那个说不清是哪门子的学生,有足够的私人空间,是不是?”
“请你,不要扯上别人。你自己是影子,所以你只能在别人身上找影子。”
杨阳转身慢慢地朝楼下走去。杨阳走路的样子很古怪,两个裤脚在地上低低地拖着,仿佛被截去了双脚。
“别人都是影子,只有她是阳光。可惜??”
小灯的话还没说完,杨阳却已经走远了。杨阳走到大门口,又回过头来,叹了一口气,说王小灯你要是有本事就把天底下的人都拴到你的腰上管着。
门咣的一声带上了,窗玻璃在嘤嗡地颤动。小灯很想抓住一样东西狠狠地摔到墙上,摸来摸去,身边竟没有一样可抓的,只好把指头紧紧地捏在手心,听凭指甲钉子似的扎进肉里,身子却格格地发起抖来。
靠不住啊,这世上没有一样狗东西是靠得住的。小灯恨恨地想。
她知道,这个圣诞节她只能是一个人过了。
1976年8月1日 大连 海港医院编辑本段回目录
手术室的医生护士最近几天都吃住在医院。唐山天津转移来的伤员源源不断,外科病房
的每一个床位都已经占满,走廊上又加出了许多临时床位。从主任医生到新上任的小护士,所有的人都难免会露出些手忙脚乱的局促。虽然备战备荒是一句熟到睡梦里都可以脱口而出的口号,落到实处才知道应急的本事原本不是一天里练就的。
“醒了,醒了!”
一个刚刚独立当班的年轻护士飞快地从病房里跑出来,冲进了值班室。
三个值班的护士一起抬起头来,异口同声地“哦”了一声,声音里都有一丝抑制不住的惊喜。不用问,她们都知道她嘴里那个醒了的,是11号床的万小达。
“醒了”“死了”是这几天她们之间最频繁的话题,寻常得就像是说“吃饭”“睡觉”一样,没有人会为此一惊一乍。寻常岁月里耗其一生才能参透的生死奥秘,一次天灾轻轻一捅就露出了真相,再无新奇可言。从敏感脆弱到麻木不仁,中间其实只经过了一场地震。在这之前,她们从来不知道,她们的心居然能磨出如此粗糙坚实的老茧。但总还有那么一两处的肉,是长在死角里,老茧爬来爬去永远也够不到的。那些肉在心最深最底处,不小心碰着了,依旧连筋连骨地疼。
万小达就是在不经意间碰着了她们心尖上的那块肉的。
万小达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整个右半边身子都打着绷带,也看不出伤势轻重。辗转的旅途中他一直昏睡着。当护士把他从救护车上抬下来的时候,她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他的长相。他的皮肤白若凝脂,看不见一个毛孔。睫毛如两把细齿的梳子,密密地覆盖在眼皮之上。嘴角上有两个浅浅的旋涡,似乎永远在微笑。头发有些微微的卷曲,在汗湿的额角上堆成一个个小小的圆圈。在她们极为有限的审美词汇里,还没有出现米开朗琪罗和大卫之类的字眼,她们只是惊讶一个小县城里竟然会存在这样一个俊秀的孩子——当时她们都把他误认为女孩。后来她们看见他睁开了眼睛。当她们看见他的眼睛时,她们才意识到其实她们的惊讶在那时才真正开始。
后来她们拆开了他的绷带,才发现他的右手从肩膀之下都已经被砸成了肉泥,肘部的骨头裸露在外。在完全没有使用镇痛药物的情况下,他一直没有哭。哭的反而是护士——在外科医生还没到来之前,她们就已经知道截肢是唯一的方案了。美丽她们见识过,残缺她们也见识过,只是把这样的残缺安置在这样的美丽之上,却是一种她们无法容忍的残酷。
推入手术室时,小达突然醒了过来,是一种不知身处何处的茫然。护士抚摸着他汗湿的头发,说乖啊,你再睡一会儿,醒来就好受了。小达像离了水的鱼似的翕动了一下嘴巴,模模糊糊地说了一句什么话。护士贴得很近,却听不真切,似乎在叫妈,又似乎在叫姐。护士叹了一口气,悄悄地问旁边的人这一家活了几口,却没有人知晓。这是护士们这几天接收新伤员时最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只是问到小达时,不知怎的,她们不约而同地换了一种问法。她们问的是活了几口,而不是死了几口。
小达截肢手术之后两天里一直持续高烧,昏迷不醒。使用了多种抗菌素,并在病床周围放置了许多冰块物理降温,却都没有效果。早上主治医生来查房的时候一言不发,脸色阴沉得随时能拧出水来。护士们就都明白这孩子怕是没指望了。
没想到这天中午小达却突然毫无预兆地醒了过来。
小达醒过来,只见阳光炸出一屋的白光,空气里飞舞着无数金色和银色的尘粒。满屋都是穿着白大褂的人,风一样地闪进来,风一样地闪出去,话语声却细如蚊蝇嘤嗡飞行。身边的床铺上,有一个精瘦的老汉正咚咚地砸着自己的脑壳,天爷啊天爷地喊着。小达只觉得有一线奇痒,如细细一队的虫蚁,正沿着他的手掌心,一路蜿蜒地爬到了肩膀。
小达忍不住嗷地叫一声。
两件白大褂云一样地落在他的床前,一老一少两张脸同时绽开一朵硕大的惊喜。“孩子啊,你到底醒了。疼吗?”
“痒,手。”小达有气无力地说。小护士坐下来,将他的手摊在自己的腿上,轻轻地挠
了起来。小达觉得小护士的腿仿佛是一垛新棉,落上去就立时陷进了一团无底的柔软。
小达忍了一会儿,没忍住,终于摇了摇头,说阿姨,是那只手。
小达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能让小护士泪流满脸。
老护士叹了口气,对小护士说你去吧,把他妈推过来。小达的母亲李元妮是和小达同批送来的,就住在隔壁的女病房。李元妮的伤在腿上。李元妮被刨出来的时候只有点轻微的擦伤,后来为了找一床席子而爬进残存的半间屋里。席子都拖出屋来了,却遇上了余震,一块碎石砸下来,砸成了大腿骨折。
小护士跑进病房的时候,李元妮直直地躺在病床上,白色的床单一路拉到鼻子上,只露出两只眼睛,却是紧闭着的,也不知是睡是醒,头发上有些光亮闪烁不定。小护士走近了,隐隐听见一些窸窸窣窣的声响,如饱足的蚕在缓慢地爬过桑叶,又如种子在雨后的清晨里破土生芽。小护士呆立了一会儿,才渐渐明白那是白头发在嗞嗞生长——二十六岁的李元妮一夜之间白了头。
小护士叫了两声,李元妮才睁开眼睛,小护士一眼看见了两个深井一样的黑洞,不见底,也不见波纹。
“李元妮,你儿子醒了,烧退下去了。”
一丝风吹过,波纹漾起,井里微微地有了水的痕迹。
小护士推着李元妮去了隔壁的病房。进了门,母子两人见过,一个叫了声小达,一个叫了声妈,声音都有些嘶哑。半晌,小达才说妈我的右手没了。
说这话的时候小达嘴边的两个小窝跳了一跳,脸上荡漾开隐隐的一丝笑意。
小护士的眼圈又红了。老护士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蹲下身来,轻轻抓起小达的左手,说孩子啊世界上有好多人都用左手工作的,你出院就该进学校了,正好从头开始学左手写字呢。
“你爸从小就是左撇子,往后你就跟你爸学。”
说这话的时候,李元妮并不知道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世上了。万师傅是在途中的一家招待所里遭遇地震的,一层楼整个塌陷,他和同房间的两个同事无一生还,只是噩耗还需要几天才能传到李元妮耳中。
“妈,是你,把姐姐,弄丢的。”
突然,小达直直地看着李元妮,一字一顿地说。
小达的话如一根钢针,戳破了一个刚刚有些鼓胀起来的气囊,李元妮的身子一下子软了下去。
“她,连个遮盖的也没有啊??”李元妮泣不成声。
老护士叹了一口气,对小护士说:“她女儿,刨出来就死了。她想找张席子给盖上,一转身,尸体就让人抬走了。”
1976年初秋 唐山市 某军驻地编辑本段回目录
那个夜晚是一个异常阴郁的夜晚,天低得仿佛一伸手就能捅得着,云如吸满了水的旧棉絮,任何一阵风随意吹过,都能刮出几滴脏雨来。
窝棚里有一些窸窸窣窣的声响——那是纸、剪子和手指相碰时发出的声音。
先把纸裁成小方块,再把五层方块纸叠在一起,折成长条,中间用绳子扎起来。再把长条纸的两头剪成尖角或者圆角,然后一层一层剥开。
几个战士在教孩子做纸花,尖瓣的,圆瓣的。当然,都是白颜色。
大人们在回避着彼此的目光。此时任何一次不经意的目光相遇,都能引发出一声不经意的叹息,而任何一声不经意的叹息,都能引发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哭号。
孩子们已经哭了一天了。
他们认为永远不会死的那个人,却死了。那枚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竟然坠落了。
地陷的时候,也惊慌,却总觉得还有天盖着。有天盖着的地,怎么也还是地。可是等天
也塌下来了,地就彻底没有了指望。孩子们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已经经历了天塌地陷,孩子们哭过了太多的回合。孩子们的生命如同一首开坏了头的歌,不知将来还能不能唱回到正调上来。大人们不知道。大人们只是舍不得让他们再哭了,所以大人们只有自己隐忍着。
“怎么用这只手,你这孩子?”
一个战士发现角落里那个孩子在用左手使剪子。那个孩子低着头,眼睛近近地凑在纸上,刘海随着鼻息在额上一起一落。那个孩子使剪子的姿势还很生疏,剪出来的纸上有一些歪歪斜斜的毛边。战士把那个孩子左手里的那把剪子拿下来,塞进右手,说你赶紧换过来,养成习惯就难改了。那个孩子果真便用右手来剪纸,剪了几下,剪子咣当一声落到了地上。
“我的手,断了。”那个孩子说。
战士吓了一大跳。这几个孩子是还没有来得及安置的孤儿,暂时收留在这里,都经过身体检查。战士在这一个月的救护中多少学会了些医务常识,战士把那个孩子的右手抻直了,前后左右地甩了几下,硬硬的很有劲道。于是战士说话的语气就有些严肃起来:“你的手好好的,从今天开始,再也不许用左手。”
那个孩子捡起剪子——用的依旧是左手,也不抬头看战士,却低声地说:“你又不是X光,你怎么看得出我的手没断?”周围的孩子叽叽咕咕地笑了起来。“叔叔她有神经病。”一个男孩趴在战士耳边说。
那个孩子咚的一声扔了剪子,倏地站起来,飞也似的跑了出去。战士忍不住对旁边的另一个战士说这孩子真怪,今天多少人都哭了,就她不哭。另外那个战士说岂止是今天不哭,我从来就没见她哭过。医疗站的人说她是脑震荡后遗症,全记不得地震以前的事了。先头的那个战士就说:“听指导员说有一对夫妻要来认领一个孩子,我看把那个孩子给他们最好——不记得从前的事,正好培养感情。”
战士口里的那个孩子其实是一个代名词。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孩子,所有的人只好用“那个孩子”这样一个笼统的称呼暂时作为她的名字。
她是在震后的第三天被一个战士找到的。当时她蜷成一个小团,老鼠似的睡在一辆军车的座位底下。没有人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爬上来的,也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在座位底下藏了多少天。她身上披着一块满是破洞的塑料布,头发结成一条一条蚯蚓似的泥绳。她一侧额角上有一片伤口,不深,面积却很大。当战士把她从车里抱出来的时候,她在战士身上烫烫地撒了一泡尿——她的神志已经模糊了。
后来战士喂她喝了半个水果罐头,她就清醒过来了。问叫什么名字,她不说话。问父母叫什么名字,她还是不说话。又问家住哪里,她依旧不说话,却突然紧紧拽住右手,说手断了,我的手断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疼得浑身颤抖,额上冒出泥黄的汗珠。战士急急地将她送到了急救站,医生做了全身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骨伤。
失忆症加上受害妄想症。大灾祸之后的常见病。医生说。
医生清理包扎了头伤,就把她送到了驻地暂时收养。
那个孩子总体来说是个容易管教的孩子,话很少,也从不和大人作对。只是她看人的时候眼睛总是定定的,仿佛要把人看出两个洞来,没有人敢接那样的目光。她的沉默是一条绳索——经过地震的孩子都记得那种圈在某处废墟之上的绳索。绳索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威慑力,真正让人心存恐惧的是绳索所代表的那个符号。所以那个孩子在这一群孩子中间尽管没有朋友,却也没有明显的敌人——没有人敢欺负她。
过了几天驻地来了一对中年夫妻,要见那个孩子。指导员把她叫出来,说王叔叔和董阿姨要和你说话。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样子都很佝偻,带着劫后余生的惊魂未定。夫妻两人穿的都是一个颜色一个式样的显然是从某个救灾仓库发出来的工作服,女的戴了一副断了一只腿的宽边眼镜。见了她,都有些慌张,男人呵呵地咳嗽着,女人用衣袖窸窣地抹着清鼻涕。两人都用目光将她上上下下地舔了许多遍。目光不会说话,目光又说了许多的话。目光如蘸
过温水的丝棉,擦去了她身上厚重的污垢,在他们的目光里她感觉清爽和暖。
半晌,女人颤颤地叫了她一声“娃呀”,眼里竟有了泪光。
等男人和女人走了,指导员才说王叔叔和董阿姨没有孩子,想领你去他们家,你愿意吗?其实她已经完全记不得那对夫妻的样子了,只依稀记得那女人的唇边有一颗形状模糊的黑痣,那颗痣随着女人的表情飘荡浮游着,使得女人的脸看上去有些生动亲近。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那个孩子就搬入了王家的窝棚,成为王家的养女。王家的女人拉着那个孩子的手,问你真的,不记得你的亲娘了?那个孩子定定地看着王家的女人,说你就是,我的娘了。王家的女人又哭了起来,这回是欢喜的哭。
在后来办理领养手续的过程中,王家夫妇非常民主平等地和那个孩子商量起名字的事。当时供选的名字有王小珏,王小苔,王小薇,王小砚,王小雅。王家的女人是教书的,起的都是温文雅致的名字。那个孩子呆呆地听着,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过了半晌,才说小,小灯,好吗?王家的女人问是哪个deng,登山的登吗?那个孩子愣了一愣,又连连摇头,说不啊,不是,是电灯的灯。王家的女人拍案叫绝,说好一个小灯啊,你就是我们家的灯。
于是王家的户口本上,就有了一个叫王小灯的女儿。
2006年2月14日 多伦多 圣麦克医院编辑本段回目录
当王小灯走进沃尔佛医生的办公室时,秘书凯西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探讨家居生活方式的妇女杂志。凯西对其中一则做草莓蛋糕的配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一点也没有听见门响。后来她在眼角的余光依稀扫到了一抹模糊的红云,抬起眼睛才发现是小灯。
小灯今天穿的是一件白色的呢子大衣,脖子上围了一条桃红色的围巾,大衣底下露出长长一截桃红色的裙裾。裙裾随着脚步窸窸窣窣地挪移着,在地板上开出一簇又一簇灿烂的桃花。
佛要金装。凯西突然想起了小灯《神州梦》里一个篇章的名字。
“公车晚到??路滑??塞车??”小灯的声音很是疲弱,凯西把神经网眼绷到最细的那一号,才勉强兜住了几个字。
“沃尔佛医生要去蒙特利尔开会,五点半的飞机,你还有四十五分钟。”
小灯推开诊疗室的门,一眼就看见沃尔佛医生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束玫瑰。玫瑰是白色的,花瓣裹得紧紧的,离盛开似乎还有一段时间。大约是刚送到的,塑料纸还没有揭开。塑料纸是透明的,层层交叠着,上面星星点点地印着些粉红色的心。
“生日吗?”小灯问。
“你没有吗?今天全城所有的人都应该拥有一朵。”
小灯这才想起今天是情人节,就低低一笑,说沃尔佛医生,我就是全城唯一的那个例外,否则我为什么要穿越大半个城市来看你呢?
沃尔佛医生也呵呵地笑了,说叫我亨利就好。其实,不一定非得要等别人送你一朵,你若能送给别人一朵也是不错的。
“那你呢,亨利,你的花是送人的,还是人送的?”
这女人有点厉害,至少在嘴上。沃尔佛医生心想。
“上周的睡眠情况怎样?”
小灯从皮包里取出一沓纸来,递给沃尔佛医生。
2月7日 全日睡眠大约2小时45分钟。日间占30分钟,夜间分两三段,2点到6点之间。多梦。
2月8日 全日睡眠大约3小时,在夜间,1点以后,断断续续,多梦。
2月9日 全日睡眠3小时,白天1小时,夜晚2小时,大致4点至6点;还算完整。有梦。
2月10日 全日睡眠3小时,在夜间,1点以后,分两三段,有一些梦,但不多。
2月11日 全日睡眠5小时!白天1小时,夜间从11点左右至3点,中间完全没有间断。有梦。这是服新药以来入睡最早睡得最好的一天。
2月12日 全日睡眠4小时,全在夜间,12:30以后入睡,有一些间断。梦少。
2月13日 全日睡眠再次达到5小时,全在夜间,有间断。多梦。
安慰剂开始起作用。沃尔佛医生在笔记本上写道。
讲讲你的梦。什么内容?
还是那些窗,一扇套着一扇的,很多扇。其实也不完全是在梦里出现,有时闭上眼睛就能看见。
窗是什么颜色的?
都是灰色的,上面盖满了土,像棉绒一样厚的尘土。
最后的那一扇,你推开了吗?
推不开。怎么也推不开。小灯的额角开始渗出细细的汗珠。
想一想,是为什么?是重量吗?是时间不够吗?
小灯想了很久,才迟疑地说:铁锈,好像是锈住了。
沃尔佛医生抚案而起,连说好极了,好极了。小灯,以后再见到这些窗户,就提醒自己,除锈。除锈。一定要除锈。记住,每一次都这样提醒自己。每一次。
这段时间,哭过吗?
小灯摇了摇头,神情如同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可是亨利,我试过,我真的试过。今天,我以为我今天一定会哭的,可是我没有。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小灯不说话,却一下一下地揪着围巾上的缀子,揪得一手都是红线头。
亨利,有没有一种泪腺堵塞的病?我想哭的时候太多了,可就是流不出眼泪来。水管,就像是水管,在出口的地方堵住了。
小灯,也许堵塞的地方不在出口,而在根源。有一些事,有一些情绪,像常年堆积的垃圾,堵截了你正常的感觉流通管道。那一扇窗,记得吗?那最后的一扇窗,堵住了你的一切感觉。哪一天,你把那扇窗推开了,你能够哭了,你的病就好了。
亨利,我离好,大概还很远。小灯幽幽地叹了一口气。
他,今天,搬出去了。我们刚从律师楼出来,签了分居协议。
女儿呢,怎么办?
暂时跟他,等我好些了再商量。
是你,还是他,要走的?
是我要他走的,因为我知道他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他有一个学生,也是同事,一直很崇拜他的。
那么他呢?他也喜欢她吗?
不知道,他从来不提。
所以,你要抢在他之前,把话说出来。这样,感觉上,你在控制局面。你一直都是控制局面的那个人,是吗?
小灯吃了一惊。半晌,才说:亨利,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你可以永久保存的。你以为你拥有了一样东西,其实,还没等你把这样东西捏暖和了,它就从你指头缝里溜走了。
可是,你为什么非要捏住它呢?也许,捏不是一个太好的方法?
不管怎么做,都没有用。亨利,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能留得住的。
也许,爱情不能。可是,亲情呢?
没有,亨利,一样也没有。包括亲情。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穿得那么漂亮,今天?潜意识里,你是不是还想,留住他?
小灯又吃了一惊,半晌,才嗫嚅地说,我只是,想让他记住,我的样子,好的时候的样子。
那么,小灯,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你的婚姻吧。
1988年暮夏—1989年秋 上海 复旦大学编辑本段回目录
有一阵子,当苏西还处在愿意黏黏糊糊地跟在小灯身后的年龄时,小灯曾经对苏西讲过1988年8月29日发生的一些事情。这天的经历小灯对苏西讲过多遍,每一遍都出现了一些细节上的差异。记忆如一块蛀满了虫眼的木头,岁月在上面流过,随意地填补上一些灰泥和油漆。日子一久,便渐渐地分不清什么是木头本身,什么是虫眼上的填补之物。好在苏西并不在意细节。苏西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问:妈妈,如果那天你碰到的不是爸爸,我会出生在谁家?对这个充满了哲学意味的问题小灯没有答案。小灯只觉得那天是造就苏西生命的一个契机,那天也是老天敲在她身上的一个印记。那个印记之下,她后来的生活轨道已经无可更改地形成了——只是那时她还不知情而已。
1988年8月29日,她到了上海。
在那次旅途之前,她一直以为她对上海已经相当熟稔了。她的母亲董桂兰是六年前患癌症去世的。董桂兰生前曾经在上海进修过半年。回来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董桂兰的话题依旧还是关于上海的。上海的吃。上海的穿。上海的花园洋房。上海的男人。上海的女人。小灯想象中那个模糊的上海轮廓被董桂兰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述说修正剪切着,渐渐地准确而清晰起来。然而在六年之后,当小灯自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真正向上海行进的时候,她才突然意识到,她对上海的所有认知,其实都是从母亲那里得来的间接经验,没有一点是真正属于她自己的。
火车渐渐地向南方深入,窗外土壤和植被的颜色也渐渐地变得浓郁起来,停靠站卖小吃的吆喝声中已经有了她所不熟悉的口音。小灯心中那个一度很是清晰的上海形象却一砖一瓦地塌陷下去,越来越模糊残缺了。当她提着一个大箱子从车里下来,踏上那片被太阳晒得发软的柏油马路时,她终于明白了,她其实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
那天在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人流陌生的方言中她很快丢失了方向,她像一只落入了蜘蛛网的昆虫一样徒劳愚笨地寻找着一条出路。经过了似乎无限冗长的找车换车过程之后,她终于在接近傍黑的时候找到了复旦。旅途的疲惫如水,冲淡了她见到这所名校时的激动。尿意在穿越大半个城市的旅途中渐渐酝酿囤积,此时正尖锐寻求着突破口。当她在外文系新生接待处的牌子前放下她的行李时,她已经憋得满脸通红。她不安地扭动着两腿,顾不得羞耻,急切地问:厕所在哪里?
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劳累了一天,神情十分疲惫,印着复旦字眼的绿色T恤杉上蔓延着一片地图似的汗迹。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验过了她的证件和入学通知书,又让她填了一张表格,然后才对身边的另一个人说:大杨你把她带去9号楼,106室。
那个被人称作大杨的男人站起来,扛起她的行李,就领她上了路。男人极高也极壮实,她的大箱子放在他的肩上轻若草篮。男人三步两步就和她拉开了距离,她小跑着才勉强看得清他的头。男人的头浮游在嘈杂的人群之上,后脑勺上有一绺翘起的头发在随着脚步一蹦一蹦地跳动着。男人的衬衫很脏了,有一条一条的泥印,大约是扛行李之故——小灯猜想他是个校工。
男人走了一小阵子,突然停了下来,将小灯的箱子竖在地上,自己在箱子上坐了下来等小灯。小灯追上了,男人依旧坐着不动,却对旁边的一幢小楼努了努嘴,说左拐第三间,哪
层都行。小灯没听懂,就愣在那里,男人说厕所呀,快去吧。
小灯飞快地跑进了厕所,蹲下来,撒了一泡平生最为畅快的长尿。在哗哗的声响里,她感觉一天的暑热一泻而去,身上顿时有了清凉。走出来,到了路上,虽然小腹还有些隐隐的疼——那是憋得太久了的疼,可脚下却生出腾云插翅似的轻快。她这才开始注意周围的景致。眼前是一片极绿的草坪,草坪正中,是一座大理石的雕像。刚才走过的半程路里,他们已经绕到了石像的背后。即使看不见脸,小灯也知道那石像是谁。那草坪,那石像高举过头的手势,连同石像上方的那些云彩,都是她早已熟稔在心的。她在上高一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一套复旦校园的照片。这些年里她早已用目光把这些照片上的景致舔抚了无数次,到后来即使闭着眼睛,她也能重塑出那些景致的每一个棱角,每一层颜色。现在真正站在了景致的面前,她却觉得那石像那草坪那云彩,都比她想象中的矮小了一截。在那个暮夏的傍晚,当江南夜风带着陌生的温软抚过她的脸颊时,小灯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审美距离。
后来她开始注意到校园里来来往往的人群。骑自行车的大约是返校的学生,拖着行李步行的大约是来报到的新生。当然,居多的新生并不是自己背着行李的,身后那些负重的大人,应该是护送他们的父母。其实,她的父亲也是一再要送她来上海的,甚至都已经买好了火车票,是她坚决拒绝了。
“我的箱子是不是很重?我带了很多字典。”小灯看见男人眉毛上挂下来的汗珠,就有些不忍。
“什么东西对你来说都是重的,就你这个子。”男人得弯下腰来,才能和她说得上话。
“石家庄的,为什么不去北大?就在你们边上呢。”
“我妈妈说上海好。我有一个小时候的舅舅在上海当过兵,回家也总说上海好。我一直就想来上海。”
“什么叫小时候的舅舅,现在就不是你舅舅了?”
男人不过随意开了个玩笑,小灯的脸却骤然绷紧了。男人就是在这一刻里隐隐意识到了,这个叫王小灯的女孩子可能是有些脾气的。
半晌,小灯才缓了一口气,说其实,我也就想离家远点。
男人呵呵地笑了,说这也正常,在你这个年纪,所有的人都渴望离家出走。
很快他们就到了小灯的宿舍楼,天还是热,楼道里走动着一些衣着单薄的女孩子,大杨不便进去,就把小灯的行李放在楼道门口。“尽量找个靠窗的下铺——如果还没有被占满的话。”大杨吩咐说。
小灯急急地进去了,竟忘了谢大杨。转身再跑出来,大杨还等在宿舍门口。大杨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饭菜票,说放下行李先去吃饭,食堂很快就要关门了。小灯说那我怎么还你?大杨在一张饭票的背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楼房号,就走了。小灯这才知道大杨的名字叫杨阳。
小灯进了自己的宿舍,发现那是一个八个铺位的房间。靠窗的四个上下铺位已经被人占去了三个,还剩了一个上铺,就拉出一张凳子来,踩着凳子把箱子举到了那个空着的上铺,又爬到铺位上坐了下来。房间里很安静——比她早来报到的同学可能都去食堂吃饭了。小灯绷了一天的神经,终于在这一刻松弛了下来。她咚的一声踢蹬了鞋子,十个脚趾在渐渐浓起的暮色中开成两朵怒放的花。
好了,那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小灯喃喃地对自己说。
晚上吃完饭后,小灯带着新买的饭菜票,按照杨阳留的那个地址去找杨阳。杨阳住的那幢楼在校园深处,是四楼。房门没锁,小灯一推就推开了。一个男人站起来,说怎么这么着急?小灯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来那人原来就是杨阳。杨阳洗过澡也洗过了头,换上了一件鲜红的短袖衬衫和一条灰布裤子,头发上带着半湿的蓬松。这会儿的杨阳看上去干净整齐年轻甚至有点英俊。小灯隐隐有些惊讶。
“你,住得好宽敞。”小灯注意到杨阳的房间里只有两张床,而且不是上下铺。
杨阳说研究生的住房是宽松些,中文系的研究生还要轮流和留学生同住,就更宽敞一些。小灯又吃了一惊,这一惊她毫无经验地放在了脸上。
“你,你是研究生?”
杨阳呵呵地笑了起来,说那你以为我是行李工呀?我是被你们系的一位老师临时拉去帮忙的。小灯被说中了心思,脸就渐渐热了上来。在半明不暗的灯影里,小灯的面颊如同两张轻轻一弹就要破裂的生宣,红晕如水彩零零乱乱地洇了一纸。杨阳看得呆呆的,心想,再有一年,这样的脸皮就该磨厚了,在上海。
两人相对坐着,竟也无话。房门开着,不断地有人进进出出地找杨阳。小灯坐不住了。小灯站起来,在杨阳的书架上抽了一本书,是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人啊,人》。“我一直想找这本书,市面上都没有了。借我看看,很快就还的。”即使完全没有恋爱经验,小灯也知道,借书大约是她能够再来找杨阳的唯一理由了。
杨阳把小灯送到楼下,随意扬了扬手,说丫头用功些别尽贪玩,就回去了。
白日的暑气已经散去,初起的夜风里已经有了第一丝的秋凉,街灯把小灯的身影拉得瘦瘦长长的扔在路上。小灯怕冷似的搂着胳膊,一步一步地踩着自己的影子,行走在尚是陌生的校园里。“丫头”两个字妥妥帖帖地躺在她的心窝里,微微地生着暖意。杨阳。杨阳。杨阳。她一路默默地念着这个名字。她觉得她已经在这个硕大而陌生的都市里找到了一个坐标,她至少有了方位。
后来小灯才知道杨阳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读本科的时候,就在全国一流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小说。杨阳不说,她也不问,她只是通过各种渠道借来了杨阳的小说,晚上熄灯之后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悄悄地看。她把他的小说看了一遍又一遍,每看一遍,她就觉得自己离他又近了一步。杨阳在读第二年的研究生,而她才上本科一年级,他们之间相隔的不仅是简单的四个年级,还有经验,还有阅历,等等等等。可是她终究会赶上他的。她相信。
于是小灯就时不时地去杨阳的宿舍找杨阳。杨阳见了小灯大都是快活的,任凭小灯把借书还书的理由延伸到极致。杨阳几乎从来不用她的名字来称呼她,而只是丫头丫头地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刚开始她很喜欢他这样叫她,后来就渐渐生出了厌倦,因为她从这个称呼里听出了自己的无望——他一直把她当作小孩看待。
杨阳,总有一天,我得让你换副眼睛看我。小灯把拳头捏得格格地响。
有一天晚上杨阳突然来小灯的宿舍找小灯。那天同宿舍的同学都去教室晚自习了,只有小灯一人在屋。小灯换了一套接近于睡衣样式的便装,头发随随便便地别在脑后,脚上趿着拖鞋。小灯毫无防备地见到杨阳,脸刷地红了——这是杨阳第一次来小灯的宿舍。杨阳拿过小灯放在桌上的笔记本随意翻看着,说我有个同乡住你们楼上,我顺便过来检查检查丫头是不是在认真读书。小灯要去夺,却已经晚了。杨阳扬着笔记本,大大咧咧地问:“这是什么变天账呀,一笔一笔地记得那么仔细。”
小灯低垂着脸,面皮越发地紫涨起来,半晌,才说是我爸寄来的钱。将来,一分一厘,都要还他的。
杨阳就呵呵地笑,说那是你爸,又不是别人,还算得那么仔细啊。
小灯抬起头来,脸上的颜色渐渐地清淡了下去,眼光定定的,穿过杨阳,穿过墙壁,落在不知名的地方。
“他不是我的亲爸。我的亲爸早死了,唐山地震,听说过吧?”
杨阳吃了一惊:“那,你,你妈呢?”
小灯顿了一顿,才说:“都死了,我们全家。我是孤儿,七岁就是。废墟,你见过那样的废墟吗?所有的标记都没有了,人在上面爬,就跟蚂蚁一样。我摔倒在一个人身上,脚动不了,以为是绳子绊住了,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根肠子,是从那人的肚子里流出来的。扒拉下来,接着爬,爬到哪里算哪里。”
杨阳只觉得有一根粗糙的木棍,正慢慢地杵进他的心窝。钝痛随着呼吸泛上来,拥堵在他的喉咙口。他呵呵地咳嗽了几声,可是那疼痛他既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的嗓子就喑哑了。
他走过去,将小灯搂在怀里,紧紧地,他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她零乱的头发。
“小灯,我一直以为,你是一只从来没有飞过森林的雏鸟。”杨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杨阳,不是天下所有的鸟,都得通过飞行才认识森林的。”
许多年之后,杨阳才真正明白了小灯这句话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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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鉴轩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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